减税降费对货币政策影响分析

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主要政策手段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二者的最终着眼点都是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调控过程中，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从社会总资金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路径和方式不同，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因此，探讨减税降费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税收收入是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减税降费对国库增收必将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国库库存体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存款一项，因此，减税降费影响国库库存变动，从而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进而影响基础货币变动。Nichols（1975）认为，由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与国库库款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并列的负债项目，因此当国库库款变动时，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与国库库款存在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潘国俊（2004）从央行经理国库模式出发，阐述了国库库款变动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当国库库存余额增加时，相当于资金从商业银行流向央行，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量，当国库库存余额减少时，相当于资金从央行流向商业银行，等同于投放基础货币。刘贵生（2014）认为，国库库款余额的变动直接影响到基础货币，进而影响到货币供应量。

由于税收大多按照商品价格的一定比例征收，因此税收是内嵌于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税收政策的调整会对物价水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Murrell&Yu（2000）利用加拿大CPI和PPI组成成分探究了加拿大统一销售税（HST）对物价指数的影响，研究发现，HST开始执行的前两年，CPI略有下降，CPI各组成部分受HST的影响存在差异。王春雷等（2011）、熊璐（2011）、张海星（2012）、肖鹏和刁晓红（2016）认为总体而言我国税收的变化对CPI的影响程度小，持续时间短，并不是决定CPI变化的主导力量。但杨君茹、戴沐溪（2012）认为我国流转税与CPI间的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丁成林等（2013）则认为引起物价波动的最主要因素仍是货币供应量，但税收增长对物价波动的正向影响不容忽视。

税收政策调整并不能直接对长期利率水平产生影响，但大规模减税降费对政府财政平衡带来较大压力，债务收入成为政府财力的重要补充，而政府债务规模变化会对长期利率水平产生影响。Burgert&Schmidt（2014）考察不同政府债务水平下，面对技术冲击、需求冲击或财政政策冲击，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及产出等宏观变量的脉冲响应及动态变化路径存在差异。Laubach（2009）及Montoro et al.（2012）研究显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越高，市场的真实均衡利率水平越高。周波（2012）将政府债务稳定作为财政政策反应规则的目标之一，进而指出，假定财政政策体制总是固定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应该慎重。

二、减税降费政策背景解析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换挡调速、转型升级的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同时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挑战，因此，减税降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措施之一，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微观主体经济活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有效应对外部挑战。

（一）减税降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减税降费有助于降成本和补短板目标的实现。

先看降成本，2012～2018年我国的宏观税负率（即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保基金收入之和与现价GDP的比重）一直接近或超过35%（2012～2017年分别为34.9%、37%、37%、35.5%、35%、36%），2018年为37.1%，根据冯海波（2017）、罗捍东和丁丹（2015）、余萍（2018），我国的最优宏观税负率在20%～30%之间，目前我国的宏观税负率仍高于最优税负率，因此，减税降费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再看补短板，补短板的主力是企业，手段主要是依靠创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社保费等方面通过税（费）率下调、加计扣除等一系列政策，可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利润、增强企业创新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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