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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储券兑换率的物价影响效应:基于反事实

来源:中国物价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1-28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严跃平,男,湖南溆浦人,淮阴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和计量史学; 李燕君,女,河北邯郸人,淮阴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

严跃平,男,湖南溆浦人,淮阴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和计量史学;

李燕君,女,河北邯郸人,淮阴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

引 言

中储券是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广泛流通于战时华中地区,对法币具有极大的破坏影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接收沦陷区域的产业财产,其中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处理兑换中储券。1945年9月26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方法》,规定中储券以200元换法币1元[1]。这个兑换比率极具争议,因为没有考虑大后方与收复区的物价之比。以重庆和上海为例,根据1946年《中农经济统计》和《中央银行月报》统计的重庆和上海零售物价指数,两者都以1937年1至6月为基期,1945年8月重庆的零售物价指数是241 638,而上海是9 740 247.7[2],即抗战胜利前夕上海物价只相当于重庆的40.3倍。而货币兑换率却被人为定为200∶1,在实际兑换过程中,曾出现过230∶1甚至更低的兑换比率[3]。这无疑是极大地低估了中储券的购买力,结果加重了收复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使得收复区民众财富再一次严重缩水,随之而来的便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收复区物价猛涨。以1937为基期100,1946年5月上海平均批发物价指数增长到380 725,是1945年9月指数的11倍;而相同时期内重庆物价指数比仅为1.35倍,成都为1.56倍;战前的昆明在大后方物价是最高的,其同期内物价指数比也仅为1.21倍。

那么,中储券兑换比率是否真的刺激了上海物价的上涨?如果两者确实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则需要解释兑换政策对物价形成影响的内在机理。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老先生所说,“史无定法”,即根据研究的需要可以采用合理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因果推理方法,“反事实”已经被利用到众多研究领域,并且能够做到逻辑自洽和合理解释,特别适合应用于政策效应分析与评估方面。本文从史料出发,研究旨趣在于通过“反事实”分析,从逻辑上推理如果没有200:1的兑换率,上海物价指数上涨会不会呈现急剧上涨态势,从而厘清兑换比率对物价上涨的影响效应。

一、学术史回顾

有关中储券兑换法币的关注或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对中储券兑换比率的质疑。自抗战胜利以来,很多经济学学者教授提出过不同的兑换比率建议,比如西南联大经济学教授伍启元提出兑换率应该定在100∶1,谷春帆则认为应该是50∶1[4]。著名财政金融专家魏友棐在《整理伪储币的意见》中提到应以“善意的方式来处理,参酌自由区与沦陷区的自由汇兑率,不宜相离过远”[5]。而据追随汪伪政权多年的传奇人物金熊白回忆,他曾采访担任过伪中储行副总裁的钱大櫆,钱氏根据中储券的发行总额以及与外币的兑换率,计算结果应该是28∶1才是最合理的[6]。可见,众多学者都认为200∶1的比率确实不合理,并提出适当比率的建议。

而另一方面则是关于中储券兑换的后果。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媒体和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以《大公报》为代表的媒体专门开辟民声专栏,发表民众对于收复接收工作的看法和意见,如该报1946年11月4日发表题为《急救上海物价》的文章,认为“二百作一比价之后,上海物价不断上升”[7]。同时还有一批学者不定期发表文章,从学术角度论述换币比率的问题,伍启元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抗战胜利后出现过物价快速下跌,但很快就又调头上扬,“不能不说是二百比一的恶果”[8]。曾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也认为中储券兑换的后果是不幸的,“伪钞的价值是被低估了的”[9]。

最近十几年以来,也有不少学者关注中储券的兑换问题,郑会欣全面详细地梳理了战后伪中储券兑换政策的制定经过,也对收复区民众货币财富缩水持肯定意见,认为货币“无形中被削弱了70%以上”[10],其研究颇具代表性。还有一部分学者对伪中央储备银行进行研究,论及战后敌伪银行资产清理时,提到了中储券的兑换比率,代表性的有戴建兵的《浅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战时货币的整理》以及朱佩禧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研究》等。上述文献共性在于史料的叙事,基本都认可中储券兑换的不合理。

在研究方法上,“反事实”分析已经被利用于历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之中。芝加哥大学教授福格尔(Robert Fogel)率先利用“反事实”方法分析美国铁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即使没有铁路,也不会改变美国经济增长的事实[11]。目前,国内外学者较多借鉴华人计量经济学家萧政(Hsiao Cheng)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他将“反事实”方法运用到社会政策评估当中。萧政选择澳大利亚等24个国家作为控制组形成面板系统,对控制组中的不同个体分别赋予权重,以拟合结果近似表示香港实际情况。在“反事实”情况下,以控制组的个体数据进行样本外预测,从而得出结论,认为正是因为香港与大陆的经济一体化,使得香港真实GDP要高于未一体化的假设情况[12]。

文章来源:《中国物价》 网址: http://www.zgwjzz.cn/qikandaodu/2021/0128/3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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