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企业的搬迁对内迁职工生活的影响以重庆的

三线建设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为备战和调整工业布局，在西南、西北地区开展的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三线建设期间(1964—1980)*学术界一般以1964年中央在北京提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为三线建设开始的标志。关于三线建设结束的标志，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结束；1983年中央确定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政策。其中，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到1980年，重庆地区的三线企业已经全部建设完成，因此本文以1980年作为三线建设结束的标志。，中央先后向三线地区*三线地区是三线建设时期提出的具有军事和经济地理含义的区域概念。具体范围是指：甘肃乌鞘岭以东、山西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从当时的行政区划来看，包括四川、云南、陕西、贵州及青海的全部和甘肃、河南、宁夏、湖南、山西、广东、湖北及广西的部分地区。与之相对，一线地区是指沿海和边疆省、自治区、直辖市。二线地区是介于一线与三线之间的区域。共投资2052亿元左右，几百万工人、知识分子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感召和要求下，通过大量艰辛努力，甚至是以牺牲为代价，在中西部地区建立起了10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院所和交通设施。三线建设不仅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部地区生产力要素的结构，并以“嵌入”的经济模式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发展。80年代以后，随着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学术界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开始起步。但是纵观30年来有关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历史背景、战略决策、调整改造等方面*相关成果可见王毅：《三线建设中的重庆军工企业发展与布局》，《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而对有关三线企业的研究非常少。尤其是关于三线企业搬迁对内迁职工生活的影响问题，目前还没有人专门进行过研究。为此，本文将依据大量档案文献资料，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三线企业搬迁对重庆地区内迁职工生活的影响问题进行具体考察和分析，以求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

一、重庆的三线建设及其人口迁移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交通便利，四面环山，历来是我国战略后方的重要工业基地。经过抗战时期的工业内迁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建设，重庆的工业基础较为雄厚。其中，望江机器厂、长安机器厂、建设机床厂、空气压缩机厂、嘉陵机器厂、长江电工厂、江陵机器厂、重庆钢铁厂、重庆特钢厂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在全国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雄厚的工业基础与重要的战略地位，使重庆成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被中央指定为常规兵器工业的建造重地。经过三线建设，重庆形成了以常规兵器制造业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等工业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到1980年，重庆地区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固定资产原值达到近18亿元。*参见方大浩：《长江上游经济中心重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96页。与此同时，以浦陵机器厂、红岩机器厂、四川仪表厂、长江橡胶厂、重庆地质仪器厂、橡胶设计研究院等为代表的迁建企业*本文研究的三线企业包括了部分重要的科研机构和建设公司，不包括不直接参与生产任务的铁路、公路、桥梁、医院、机场等。依据建设方式，本文将重庆地区三线企业分为三类，即：迁建、新建、改扩建。“新建”，即在重庆地区兴建新的企业；“改扩建”，即对重庆地区原有的企业进行改造或扩建；“迁建”，即将一、二线地区的企业搬迁到重庆地区，并兴建新的企业或并入到重庆地区原有的企业中。其中，迁建企业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以西南铝加工厂、重庆铜管厂、四川维尼纶厂、四川染料厂、重庆重型铸锻厂、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等为代表的新建企业，以重庆特钢厂、重庆水泵厂、重庆天原化工厂、长江化工厂、重庆轮胎厂等为代表的改扩建企业，使重庆形成较为完整的机械、冶金、化学等工业生产体系。

随着大批企业的迁建，北京、上海、南京、辽宁等一、二线地区的职工也纷纷内迁到重庆地区。从内迁人口的密度来看，重庆是三线建设期间川渝地区内迁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截至1965年6月，先后从外地进入重庆的基建施工队伍达到人*参见重庆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重庆市建筑管理局：《重庆建筑志》，重庆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页。。据不完全统计，到重庆的“三线建设”政策性人口迁移前后约达50万人*参见何瑛、邓晓：《重庆三峡库区“三线建设”时期的移民及文化研究》，《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3期。。在此，笔者以1964年至1966年期间涉及中央15个部门的三线企业为例，来考察和分析三线建设期间重庆地区的人口迁移问题(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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